一流大学的关键：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
——专访英国剑桥大学建校800年以来的唯一、首任女校长 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
摘自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提起剑桥大学，首先在中国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这首《再别康桥》。
今天的剑桥依然让天下学子魂牵梦萦，800年的岁月洗礼留下了圣约翰学院、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和皇后学院等一座座学术圣殿，更播种了牛顿的激情、罗素的深沉、徐志摩的忧郁以及历史的博大精深。
早在徐志摩之前，剑桥与中国就已结缘，而两个月前，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发表演讲更是将这一缘分升华到了新的高度。
719，563，120，这三个数字看似平常，却是剑桥大学与中国“共拓未来”的有力诠释。迎来800周年华诞的剑桥大学，与中国的合作始于120年前，在2008年共有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719人，2009年，剑桥基金会为563名中国学生提供了奖学金资助。
正如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气候变化、宗教冲突、贫困、传染性疾病等等最为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某一所大学了。剑桥和中国已经开展了密切的合作，而且我们相信能够做的更多更好。”
这位剑桥大学建校以来的首任女校长，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专业，后获伦敦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1972年，她越洋到达耶鲁大学，后来成为该校的人类学教授，并于1994年至2002年间，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自2003年10月起她开始了剑桥大学第344任校长的任期。
据她介绍，目前剑桥已经与中国的学术界、工业界和官方机构建立了超过130个合作关系，合作范围涵盖了语言教学、考古学、天文学、工程学及经济等等诸多领域。
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剑桥非常重视中国力量。
“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帮助剑桥成长为今天的全球化大学。现在，中国学生已经成为剑桥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而我们也正在探索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如何加深和扩大剑桥和中国的合作。” 艾莉森·理查德表示。
当说到剑桥丰富且显赫的校友名录时，艾莉森·理查德表示校友为剑桥做出的贡献不仅是资金捐助，还有多种形式，例如作为各行各业的专家造福社会、回馈剑桥，毕业于剑桥的SOHO中国行政总裁——张欣就被艾莉森·理查德称作剑桥校友的典范之一。
然而，天公不作美，剑桥800年华诞恰逢金融危机，在旁人眼中，经济衰退多少会给校庆带来负面影响。艾莉森·理查德却对此保持乐观，在她看来，金融危机相反将给校庆增添更特殊的纪念意义。
经济衰退面前，大学并无特殊之处，因此，解决好资金问题是每位校长的重头戏，艾莉森·理查德曾在耶鲁大学负责财政预算和远期财政规划，对著名学府如何开源节流早已驾轻就熟，在采访中她回答这个问题时也表现得成竹在胸。
危机更显“剑桥本色”
《21世纪》：金融危机是当下最常见的话题，显然，今年是个危机年，就连隆重的奥斯卡颁奖都因此受到了广告商退出等负面影响，我们知道剑桥800年校庆是值得庆祝的重大时刻，但是一系列校庆活动会不会因为经济环境不好而蒙上阴影？
艾莉森·理查德：我曾经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之后我在耶鲁大学工作了30年，在2003年我回到英国，回到剑桥大学任职。今年是剑桥大学800年校庆，人们常常会说800年的悠久历史，而我要说的是剑桥依然还很年轻。
当下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于我们的校庆而言，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校庆时机，像剑桥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师的摇篮，在800年的历史当中，曾经历过多少次和今天类似的挑战和考验。战争、经济危机等等的时局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并继续繁荣壮大直到现在。
因此，我们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来纪念剑桥大学成立800年，一方面能凸显剑桥大学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而屹立不倒，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另一方面，剑桥的校庆能激起人们战胜金融危机的勇气，我坚信我们最终将成功应对这一次挑战。
《21世纪》：在中国，人们常说“教育是最好的投资”，这说明了教育的价值，也暗示教育是一项费钱的工程。绝大多数中国的大学都获得来自政府的稳定的财政支持，这一点美国不同，著名的大学几乎都有较为可观的大学捐赠基金，其投资收益将很大程度给予本校财政支持。然而在这次金融海啸中，股市、楼市、大宗商品等价格大幅下挫，我们看到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在内的许多著名基金都遭受了惨痛损失，一些大学已经在提高学费来应对财政问题，剑桥的财政状况如何？计划采取哪些措施度过这场危机呢？
艾莉森·理查德：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在耶鲁大学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我先介绍一下美国大学的财政情况。在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办学经费来源不同，公立学校也和中国的大学一样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政府给予这类大学科研、购置图书设备和学生各种资助，因此这类大学向学生收取的学费较低。
而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各项社会、个人的捐赠以及学生高昂的学费，政府提供的资金微乎其微，私立大学通过成立大学捐赠基金来获得经费，并且由此给予贫困的学生以学费补贴，让更多的优秀学生不被高昂的学费挡在校门外，目前来看这仍然是一个较为成功的模式。
现在，美国逐渐显现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是否有能力继续向公立大学提供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失，今后一段时间，是否还能给予贫困学生以学费的资助。我们无法判断，美国的整个系统是对是错，毫无疑问，眼下各个大学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保证未来的日常资金需要。
资金来源上，剑桥与耶鲁大学区别很大，大多数英国的大学其教学所需的资金主要还是来自政府，近几年，英国也开始大肆鼓励捐赠，不过，要想建立起耶鲁大学那样完善的捐赠系统，还需要时间。
就剑桥而言，我的目标是尽可能使资金来源多样化，剑桥能够越来越少地依靠政府拨款，来自企业、机构以及校友的赞助越来越多，因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能促使剑桥的教研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目前剑桥的大学捐赠基金约有60亿美元的规模，而且目前学校日常运作资金只有33%来源于政府，这一比例在1974年的时候高达75%。
另外，美国的同行们选择提高学费的做法也是可以考虑的，我认为较为富裕的学生比贫困学生多支付一些学费是合理的。同时，剑桥还会在控制成本等方面努力，让学校安然度过这场金融危机。
自由和自主
是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
《21世纪》：您就职的两所大学都是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除了时间积累之外，您认为一流高校还有什么秘诀保持长期的盛名和优势？
艾莉森·理查德：我想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并且能允许非主流甚至是错误的存在，这也要求领导者不能短视。为师生们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和资金，然后让他们自由发挥，同时，允许他们犯错，因为伟大的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之前的错误基础上获得的。
当然，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这种自由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毫无战略和学术策略。以剑桥为例，上个世纪的后半段，剑桥将重点投向科技的研究，近20-30年，剑桥重点关注生物科学和医学，剑桥会在此战略上做出不同学科的资金和师资配置。
我要强调一点，放眼当今世界的各大高校，大学与社会之间关联越来越紧密，毫无疑问大学本来就是社会化的产物之一，两者互动是很正常的。
不过两者关系太紧密就会产生风险，这容易导致教学和研究都变得短视，大学的经营管理也可能受到社会利益的驱动。
因此，一流的大学一定要保持自主性，使教学和研究免于这种威胁。
《21世纪》：不可否认，剑桥作为一所国际化的高等学府，为全世界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每一年都有数百中国的留学生远赴剑桥，有什么好的机制让这些留学生能把在剑桥学到的东西带回祖国，并传播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呢？
艾莉森·理查德：据我们的统计，能联系上的剑桥校友大概有18万人之多，其中1/4在学成之后离开了英国，其中有些是国际学者，一部分则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工作。
目前我们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超过130的合作关系，和清华、北大这样的中国著名大学都开办了合作项目，我想学术交流最重要是人，例如中国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者到剑桥去深造和访问，等他们回到中国，他们已经建立起和剑桥相关人员的联系，以后的交流沟通就很容易进行。
《21世纪》：我们很高兴看到，剑桥在中国有这么多合作项目，全球化是近十年来的热门话题，剑桥和中国的合作促进了西方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并为中英两国的友好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全球化受到了较大挑战，那么一所大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艾莉森·理查德：毫无疑问同在一个地球村的概念是很好的，国际间的交流在迅速加强，大学在文化交流上承担着重要责任。
剑桥与世界范围的各个学术界、企业界、官方机构以及NGO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首先这是为了让剑桥的学生拥有多元化的教育机会，他们能够以不同形式接触到这些组织和机构，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单靠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力量办好国际化的大学是很困难的，剑桥已经和清华、北大开展了交换留学生的合作，在世界其他国家，剑桥都开展了类似的合作，这样能使剑桥获得多国文化的营养支持。
《21世纪》：你前面提到剑桥已经经历了800年的挑战依然存在，这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将改变整个世界甚至人类历史，例如1929年大萧条，在您看来，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会有何改变？
艾莉森·理查德：首先，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例如美国或中国发生任何问题都不会局限于只影响本国，另一方面，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多边化都已经在发生，我想危机只会加速这些事件的进程，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